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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需要广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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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需要广州话？
王尔山（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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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协一份提案使广州话在这个七月成了广州的一大话题。
这份提案认为，广州电视台应该在其主频道改为主要采用普通话播出，缩减广州话节目的分量，毕竟广州不仅仅是广州人的广州，还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应该有开放、包容的胸襟，要让在广州学习、工作的外地人融入广州，而这要从语言上的融合开始。
先不说这从逻辑上看能不能成立——我感觉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语言的融合恐怕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或者说零和博弈，有普通话就不能有广州话，而是每种语言对于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多样性都有着几乎一样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这就好比每一种生物对地球的生态的多样性几乎同等重要，我们不能眼看一种又一种生物消失，哪怕它的存在与否对我们的正常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影响——只说谁需要广州话。
是的，没有人是离开了广州话就活不下去的。即使你只会说广州话，不会其他方言或语言，比如普通话，你在广州还是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到一个人为你做翻译。从这个角度说，广州台要不要保留一部分节目用广州话播出，不是大问题，其结果可能只是一些观众因为感到失望而离开，有另外一些观众因为喜欢而加入。
但我要为广州话说话，这不仅因为我在广州生活，有很多广州朋友，对广州话有感情，还因为这个提案似乎认为广州话是广州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障碍。
这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比如，政协提案的作者接受记者采访，说，“难道方言能在主流媒体上用吗？这是十分幼稚的。”又拿其他地方举例，比如，“香港人对外讲英语，对大陆讲普通话”，还有，“你到国外也要讲英语”。
这显然是把方言和语言混为一谈。先说方言，看它能不能用在主流媒体上。
以英语为例，起码可以分为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这两种，主流的英语媒体也因此做了相应规定，一般选择所在地区的版本——这就是说，人家一直把方言用在主流媒体上，电视台也不例外，好像没听谁说这有多幼稚，也不影响他们当中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佼佼者。
其次，香港人对外讲英语，没错，但只会说英语并不足以支撑香港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还要有大量会说其他外语的人才。
再有，谁说我们到国外也要讲英语，说这话的人是不是只听说过英语而不知道还有其他外语？比如纽约，不错，它是以英语为主，但巴黎、罗马等城市呢，它们的主要语言就不是英语，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写到这里，我更担心的已经不是广州话会不会被人以非主流名义排挤出主流媒体，反而是如果我们经常出现这样一些逻辑不清的提案，外人会怎么看。
要知道，广州是不是国际化大都市，可不是我们说了算，要由外人做裁判。
广州需要广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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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足球赛落伍了吗？
薛兴国（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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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罢今届世界杯足球赛，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样的比赛，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时代，已经落伍了？
英国对德国争入八强的战役，英国队明明已把球射进龙门的白线之内，只因裁判和旁证都看不清，就被判成未入。那是上半场，比数是德国领先二比一。如果那球被判进球，上半场就打成平手，下半场的赛果如何，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阿根廷对墨西哥那一场，何尝又不是这样？经慢镜分析，阿根廷入的第一球根本是个越位球，但是旁证和裁判也看不清，于是判成进球有效。墨西哥虽然抗议，但不被接纳。
这两个关键球，影响战果非常大。只要用一点科技，不用一两分钟，就可以透过慢动作知道详请，就不会误判。世足总会放弃可以令竞技公平进行的科技不用，非要透过裁判的肉眼来作判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看了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看慢镜回放花得了多少时间？在球员抗议的时候，观众已经透过电视画面看到了，比处理抗议的时间更短，所以不看回放可以令球赛得以流畅进行的理由，根本不成立。
由于判决导致的不公平，对被不公判决的队伍来说，整个情绪都受到影响，因而低落了，高昂的斗志已经消失了，还谈什么公平竞技？影响球员情绪，对比赛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啊！这是不利用科技来减轻误判的落伍思想，造成对情绪影响而影响整场比赛的后果，未曾考虑情绪对球赛的影响，不也是一种落伍吗？
科技落伍，心理问题落伍，还有就是球队的技术也落伍。从各场比赛中，可以看到，当进攻一方有人射门时，其它进攻队员都在观望状态，看着球有没有进。假如看到守门员把球扑出来，想跟着冲过去补上一脚时，已经是来不及了。假如那些观望的球员，能养成像篮球比赛进攻时的跟进篮底的方式，进球的数目一定增加不少。因为可以第一时间补上一脚，准入。这就是足球技术没有适时更新，用的都是传统打法的结果。
所以，世界杯足球赛，让人看到的，是落伍，落伍，落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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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巿迷
袁绍珊（澳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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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不是家庭主妇，可却算是个超巿迷。最近读森井由佳的《超巿迷》亚洲篇和欧洲篇，看得我整天混身搔痒又乐支支。
喜欢逛超巿的这个恶习，大概可溯源至我的大学时期。刚到北京还算节制，那时候去一趟家乐福、Wal-Mart等大型超巿，彷如到省城办货般山长水远。北大的宿舍小又无法装冰柜，只好整天往两间小超巿跑，买盒牛奶当早餐、下了课买点零嘴、健身后买杯果汁或酸奶、洗完澡吃杯八喜绿茶雪糕……虽然货物十年如一，但总能找到貌似合理的借口去小店磋跎光阴。后来搬到五道口住，又整天往韩式杂货店钻；再后来到了多伦多，学业繁重而生活无聊，又刚好住在Manulife大楼旁边，每逢周末就像那些深受重税之苦的多伦多人一样在超巿大买特买，期待有一块九毛钱一盒的草莓或蓝莓，顺道和收银员闲聊几句。
回到澳门，我的超巿癖好像又正常了些，全因通勤路线上没有太多引诱。澳门的超巿不似香港那样竞争激烈，过埠而来的百佳和本土的地头虫基本上河水不犯井水，其它小店则多做街坊生意。货品促销家家都有，但大割引还是只有大店的才有点吸引力。前阵子澳门新八佰伴贵宾日，难得碰上日本食品大减价，朋友的男友左、右手连脚踢买满三个购物篮，可恨没有第四只手再拿一篮，第五只手给女友打电话实时汇报战况！
我不喜欢大而无当的超巿，在北京大型超巿排队结帐算是人生最浪费时间的事之一。一个人逛超巿，是舒解压力的淘宝游戏；两个人或一家人去逛，就是增加求生技巧、联络感情的好时机。有时候周末陪父亲（还是要父亲陪我？）到超巿买点生活用品、零食杂货，花一点点钱就能满载而归，又没有售货员像吊靴鬼一样跟来跟去，心里感觉总比逛百货公司踏实。买什么划算，如何辨识营养标签，如何选货，按家人喜恶和需要选择等，全都充满生活的气息。最近香港有超巿广告请甘草男演员，娓娓道出如何在超巿揣摩角色，算是悟到了超巿精神的重要部分。
粤菜重鲜的烹调特色，让澳门的超巿根本不能跟传统巿场的海鲜档和生肉档竞争，熟食档也不能帮助晚下班的家庭主妇回去交差。那些大年三十在北京家乐福熟食部买团年饭，以及在多伦多买一只烤鸡可以吃一个星期的苦日子，总算随着澳门超巿没有像样的熟食部而告一段落，不然我这个“超市迷”便更泥足深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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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不需记
张梅（广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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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偶遇一人，讲了起来，想不到他竟然是我小时候住过的盘福新街的邻居。他住十六号二楼，我住十九号一楼。我出生在那个地方，1979年搬离，想来已经是三十一年。
三十一年后重见，如果不讲，真的是认不出来。记得他那个时候很瘦小，又不太讲话。他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旧社会留下来的那种。我只记得他母亲总是穿旗袍。在文革的时候，这样的家庭一定是低调的。
于是二人重见，话题就离不开那个大院。而且我们都是那么地眷恋着过去，固执地眷恋着过去的美好时光。
关于那个大院，我已经写过好几篇文章，觉得要是自己再写就成了祥林嫂了。但他却是因为看到了我写的关于盘福新街的文章才找到我的。在和他进述盘福新街的旧事和旧人时，我总想起龙应台的那本书。这个大院也是再不复存在。就像龙应台书里寻找的那个地方，已经沉在了千岛湖里。一切都是那么凄惨，沧海桑田。好令人伤心。
他看我的书，看得好仔细。我想，他可能是我最认真的一个读者。当然是为了盘福新街。他说我把西华二巷写成周家巷了，等等。
饭间，我问他当时在他家对面的汪精卫别墅，我后来查过，当时是叫做“导华楼”。汪的口气真大。也想起他的那句名诗“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这么有志气的人，后来却成了汗奸。他说那幢别墅已经给拆了，是城建和一个什么单位一起征用的。我听了很感慨。我当时都有两个同学仔住在那里。
之后他发信息给我，希望我把手上还保留的盘福新街的旧照片发给他。我发了一张在1971年八一建军节我们八个盘福新街的女孩子的合照给他。那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因为多次搬家，我手上的旧照片是越来越少了。那张照片里有珠珠、小莹、小桦、沈欣和我及二姐。
我还有一张，是和沈家的小女儿沈咏坐在盘福新街的入口处照的。沈咏是个美人，后来是第一批中国大酒店抬收的女公关，后来去了美国。
后来他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他扶着自行车站在一棵树前面照的，并附有这样一段文字：“这张照片是在姥姥家楼下小路上照的，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你文章描写的红砖牙状路边石已经被用作防御工事，我记得身后那一棵是“指甲花”树，和小桦家门前一样的，泥地已经板结证明绿化已经很久没有护理了。
这条小路由于通往西华二巷到解放北，大家走得很多，历史却不然，文革前由于盘福新街与邻巷贫富悬殊，在“汪别墅”门边我们也设了一道小门，门由木方条做成通透那种，木门顶到水泥顶板是有25公分空隙，此门永远锁住。街坊只能绕盘福路经过周家巷到解放北，很不方便却少了“闲人”穿过盘福新街，我们男孩子经常从25公分空隙爬过去。文化大革命爆发，此门不好再关啦，木门也拆掉了。“劳改犯”入侵的时代，此门用庭院里的休息凳桌的材料——废石磨废石盆加上红砖牙状路边石彻底封锁，也没法爬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天下慢慢太平，此门永远开通。
看完这段文字，我觉得我这位旧时的小朋友，才真正应该当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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