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上海租界那袭爬满蚤子的旗袍，引得半世纪的文艺青年至今遐想翩翩；后殖民地的棉袄藏着的不是丝棉，而是浓浓的中华情意结。
    棉袄，粤语称“棉衲”，至今仍是澳门中小学生的过冬良伴，因为能穿入校内的御寒衣物，除了校褛就是棉袄，十度以下羽绒衣才可登堂入室。宝蓝、深啡、墨黑是被默许的低调，男装绣着福寿，女装绣着菊花；正反两穿的黑金、黑粉红双绣棉袄，花中夹有金龙，同辈脸上忍不住的是艳羡，云盘扣扣不住的是浮华。国货公司卖的多是上海制棉袄，又薄又轻又暖又顺滑。但说也奇怪，女学生穿了棉袄，都似民初才女林徽因；普遍佝偻的男学生穿了，总像《茶馆》里有几个臭钱的二世祖。
    当年我带着一件千挑万选的深啡棉袄上京求学，以为可以光明正大融入祖国的服装传统。穿了几天，全校居然见不到一个同道中人。一个内地的男同学指指我的棉袄：“这是您奶奶缝的吗？”口气不似挖苦用的棉里针。澳门的朋辈却问：“大学了，还穿？”原来穿棉袄，对于内地同学是思乡和苦情；告别棉袄，澳门人却视为成人仪式。
    趁着“尊孔”的热潮，近年内地常有年轻人提倡“复兴汉服”，甚至举办大型时装设计比赛，鼓吹“以汉取代西式学士袍”。可惜大家都是喝日本动漫的奶汁长大，二十一世纪的女装汉服参照体，常有意无意介乎于《街头霸王》的“春丽”与和服之间，总有一种玩世的COSPLAY味。想当年大学民族学期末试，一张雪白的A3纸只印了“请分析‘复兴汉服’的文化现象”几个大字，大家便洋洋洒洒两小时写到掌心发热，墨汁干竭，结论的大意是：要走的，想留也留不住。
    同样地，要留的，总有倾巢而出的机会，棉袄的旺季便是春节那几天。龙年是唐装年，外国奢侈品牌纷纷推出中国风高级订制服、成衣、丝巾、手袋，准备讨好来自中国的米饭班主。我已许久不穿棉袄了，贵价中式洋装也买不起，拜年用的“战衣”，仍是十年前买下的金色小凤仙上衣，每次总要鼓足勇气才敢把它从衣柜抽出。长辈见了无不喜上眉梢，红包应该是有因此变厚了。古语云“家有三宝”，良田、丑妻、旧棉袄，前者是运，后者是命，倒是旧棉袄这宝物，无须求神拜佛，澳人家中总有一件。